东西问丨高奇琦：民主的本质为何强调有效治理？

　　中新社北京4月6日电 题：民主的本质为何强调有效治理？

　　——专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

　　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

　　尽管饱受质疑，美国近期依然以所谓“民主领袖”的身份筹办了第二届全球“民主峰会”，并在会上对其他国家以“美式民主”为标准进行划分。

　　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指出，民主是在权力分散基础上实现的有效治理，途径多种多样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；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应跳出制造分裂的怪圈，凝聚更多发展共识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世界对民主的理解多种多样，在您看来民主是什么？中国与西方对民主的定义与衡量标准有何不同？

　　高奇琦：民主是什么？中外学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。一些学者从民主的某个特征出发下定义，比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·基恩强调民主是相互监督。在我看来，民主的本质就是在权力分散基础上实现的有效治理。

　　在西方历史上，民主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变化。在古希腊时期，当人们讨论“民主”时，它并不一定是一个褒义词，只是诸多政治类型的一种，而且当时不少思想家也并不认同这一形式。原因很简单，从直觉上来看，更多的人参与国家治理容易导致政治混乱或失序。直到100多年前，随着西方选举制度的兴起，民主才逐渐变成一个正向、褒义的词。

　　西方选举制度长时间调整过程的完成差不多到二战之后。此时民主才逐渐进入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，又在当时的背景下变成了美国攻击苏联的重要武器。美国不断将“民主概念政治化”，使其成为意识形态的中心，并将自身定义为“民主国家”，与其政治体制差异较大的则是“非民主国家”，此举目的是同苏联争夺“中间地带”国家支持。

　　冷战结束后，美国并没有停止“民主概念政治化”步伐，而是总结出一套简单粗暴的“民主标准”沿用至今，继续为其他国家贴上民主与否的标签，以便拉拢与分化。

　　中国对民主有自己的理解，从字面意思上看，民主就是“人民当家做主”。这生动阐释了中国式民主的本质与核心：人民既作为一个整体，委托中国共产党执政并进行国家治理；人民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，意味着个人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当中。

　　治理成效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衡量标准。众所周知，权力分散也是有风险的。并不是实现了民主，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，相反，新问题可能会不断产生。在决策的时候，少数人参与，决策容易做出，多数人参与，需要的时间则较长，成本也较高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中国式民主其实是在探索如何让更多民众全过程参与的同时，不断提升治理成效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为什么说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？

　　高奇琦：这就要回到我们对民主的理解：在权力分散基础上实现的有效治理。首先要承认，权力的集中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人类发展历程中，治理单元从小到大，从氏族、公社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早期，都需要权力的集中。然而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：权力越大、越集中，决策层责任也越大；在决策过程中，少数人大脑产生的智慧往往比不上多数人，即俗话说“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”。因此，人们需要将权力分散。

　　但每个人想法可能不同，如果要考虑到每个人的意见，参与决策的人太多就会产生失序风险。因此，民主还要思考如何从整体利益出发，得出对绝大多数人都较好的结果。为了更好理解民主，可借鉴法国思想家卢梭关于众意和公意的概念。如果每个人都表达意见，把这些意见简单聚合在一起，就是众意，即简单的数量相加；公意则有更高的标准，要求选出来一批最优秀的人，能超越个体的短期诉求，代表绝大多数人来思考较长期的利益，从而实现更好的治理成效。

　　发展民主其实是通过政治制度与规则设计，既保障公意和共同体的中长期目标，同时也要让民众以比较好的形式适度参与到某些决策当中。从此意义上讲，民主是决策合法化的基本途径。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，治理模式也需要从原来的“简单粗暴”朝着精细治理演进。基于这种需求，民主才成为一种普遍趋势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有何区别？

　　高奇琦：西方的民主更多强调选举民主，其本质只是一个委托代理，并且在一定时间段内只委托一次。而这种委托一旦实现后，对于不合格的委托人或不合理的决策，民众几乎没有任何办法。实际上，选举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、一个部分，其产生有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。

　　西方选举民主的多数制度和规则，主要是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上半叶产生和发展的，当时世界基本还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。人们信息沟通的方式仍主要靠纸和笔，意见的收集与处理面临很多困难。对此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委托代理，比如通过4年一次的选举来委托，一次性解决未来4年面临的问题，以降低信息成本。

　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不论民主的形式、内涵或者是外部的基础条件都有很大的变化。国外学术界已经有很多批评选举民主不足的声音。例如，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主要集中在选举期间，而平时的政治参与渠道非常有限。如果选民觉得其投票并不能改变政策，就会对投票失去兴趣。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选民的冷漠，在青少年中更为突出。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西方出现了很多反思与批判，像美国学者约翰·罗尔斯、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等都提出各种新概念，试图发展新的民主形式，最后都指向一个词——协商民主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协商民主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很多内涵上的一致性。民主有诸多丰富的内涵和形式。比如，老百姓的意见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与回应？表达出来后有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？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实施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充分吸纳这些意见？这些都是中国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强调的，也是和西方国家所推行的“政治化的民主概念”比较明显的区别。

　　同时，中国始终强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，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，在国家发展基础上推进民主，不离开发展空谈民主。这涉及到如何平衡民主与发展的关系。民主是需要成本的，在经济条件较差时，人们其实也不太考虑民主，因为都在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。但在经济条件逐步好起来后，民众开始更多关注公平和参与，需要一种有效机制满足这些需求，民主也就愈发重要。发展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，没有好的经济条件，搞民主是奢谈；同时，民主可以保障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如何才能跳出制造分裂的怪圈，更好地凝聚共识？

　　高奇琦：民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，尽管目前世界对其有不同定义，但民主代表人类美好愿望和理想，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方向。美国尽管曾在国家治理的某些方面展现出一些优势，但其近些年的表现却常常是在滥用权力，对内常用双重标准，对外则继续将“民主”作为政治工具，在国际社会不断制造分裂，甚至直接粗暴干涉，这些不仅是对其核心理念的放弃，也是对民主的曲解与破坏。

　　个别西方国家应尊重世界各国的差异，摒弃以民主为标签制造对抗的思路，以及用所谓“民主政治”打压、遏制别国的行径。当然，要解开美国的“心结”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中国更需要做好自己的事，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，用更多成功实践让世界看到民主发展道路的多种可能性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 高奇琦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政治学学科带头人。兼任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、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同时还兼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(八位委员之一)、中国通信学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上海市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市美国学会副会长等。近年来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政治学研究》《世界经济与政治》《民族研究》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，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。出版专著10余部。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(完成)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(完成一项)。策划和推动全球治理指数(SPIGG)和国家治理指数(NGI)。